特朗普的“美国堡垒”优势尽失了吗 盟友渐行渐远！美国在国防工业上长期依赖“安全盟友”。2020年至2024年间，美国约占全球重大武器出口的四成以上，向欧洲北约成员国及中东关键盟友的军售显著上升。这种依赖不仅限于军售，还延伸至技术研发和生产合作。例如，F-35战斗机的供应链涉及多个国家金财配资，包括机体结构、发动机零部件、航电系统、软件测试和后勤保障等环节。
然而，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核心的“美国堡垒”政策让盟友与其渐行渐远。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峰会上提出，到2030年具备自主防务行动能力，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韩国也加速推动防务工业自主化，计划在2030年前跻身全球第四大军工出口国。日本则通过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扶持本土国防工业。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Shannon K. O’Neil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壁垒非但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强化国家安全与经济自主的目标，反而推高国内生产成本、抑制技术创新、迫使盟友疏远，系统性地削弱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与长期军事优势。单边保护主义还可能引发地缘政治连锁反应，促使欧盟、日本、韩国等关键伙伴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寻求替代方案，并积极强化本土国防工业。这将侵蚀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全球客户网络，并动摇其联盟体系根基。
特朗普政府改写了美国贸易政策的规则，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全面关税，初始税率为10%，最高可达50%。目前美国进口税的平均实际税率约为18%，达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特朗普认为，关税带来的收入能让美国在经济上“获胜”，而推动军用装备及相关矿产、材料、技术的本土生产，则使得美国能够在战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政府征收的关税或许能实现部分预期目标，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弊端远大于益处。过去50年间，美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为其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脱离这些供应链将导致产品成本提高、质量降低，进而限制其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美国国防工业也无法规避价格上涨、供应商流失和海外市场萎缩的影响，因为本土生产武器、军用装备及新建工厂的成本也将大幅增加。
美国的盟友们一方面渴望强化自身国防工业，另一方面却极有可能减少对美国武器的采购，因其正逐渐失去对与美国贸易的信任。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企业的商业模式面临威胁之际，政府正考虑未来无人机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战争形态，这使得国内企业创新更加迫在眉睫。
与可靠伙伴开展供应链合作的优势无可替代。美国政府越是试图单打独斗，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就越容易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占据上风——如今是在贸易中，或许未来就是在战场上。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使美国错失了全球供应链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红利。跨境生产大幅扩张，在推动新兴与发达经济体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不平等。全球商品贸易额从1980年的2万亿美元增长至如今的24万亿美元，其中约55%是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中间品。
国际供应链通过实现规模效应提升生产效率，通过推动专业化分工激发创新活力。即便美国拥有庞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无法复制这些优势。除非美国企业能以合理价格从外国企业采购零部件金财配资，并在其他国家布局部分业务，否则将难以在产品质量、成本与生产速度上与海外竞争对手抗衡。
美国国防工业也无法规避这些影响。数十年来，美国企业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国防装备出口商，占据全球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它们是制导导弹、隐形战机、侦察系统、核动力舰艇等尖端军事技术最知名的供应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美国企业采购新装备时，往往还会承诺在未来数年支付维护、更换零部件及系统升级费用。美国国防企业之所以能获得这些高利润订单，不仅源于其产品质量和技术精密，还因为美国政府将这些销售作为安全联盟与协议的一部分予以批准。
美国国防工业从未经历过“单打独斗”。国防企业与美国军方本身一直依赖全球供应来源，尤其是在战时。二战期间，美国的镍、铜、钨、锰及其他助力其取胜的矿产和材料有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朝鲜战争期间，驻日制造商为美军提供了翻新坦克、轰炸机和火炮。在一场又一场冲突中，美国的军事力量始终源于其获取并调配全球资源的能力。
国际供应链的扩张提升了国防工业创新速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构建供应链需要数十年积累，因为精密国防产品的供应链通常更像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会共同进行研发。供应商与制造商在共同应对监管规定、安全协议和地缘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美国政府在此类供应链的构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五角大楼负责监督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审批流程。外交协议与条约推动了联合国防项目的开展，例如2021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协议，其中包含设计和制造新一代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制定统一标准、促进互操作性与技术共享的技术协议，使得多国企业能够合作生产零部件与系统。得益于美国政府多年来构建的这些伙伴关系，其国防企业能够在基础材料乃至军事装备的精密零部件上依赖外国供应商提供。
跨境采购提升了国防工业的韧性。当美国企业与多个国际供应商合作时，单一地区潜在问题的暴露风险可显著降低；而集中的本土生产则会带来脆弱性。军民两用技术的普及，使得生产关键国防零部件的企业能够实现小规模制造商无法企及的生产规模。如今，同一种半导体既可为智能手机供电，也可为导弹提供动力；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的电池同样驱动着无人机；人工智能技术既被用来完成学校作业，也被用于操控无人武器；卫星在为民用交通导航的同时，也能为军队调动指引方向。
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规模庞大，其增长既得益于普通消费者的购买，也离不开国防客户的订单。它们从商业应用中获取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又投入研发，推动国防领域的创新，最终使美国国防部受益。
构建国际供应链确实不可避免地造成美国对海外的经济依赖，有时这种依赖可能具有危险性。因此，美国有充分理由将对手排除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供应链之外。中国控制着一系列关键国防投入，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限制了镓、钨、锗、锑、石墨等矿产的出口，同时限制了对电动汽车和先进武器系统至关重要的稀土磁体的出口。中国政府还禁止向加州无人机制造商斯凯迪奥出售零部件，表面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台湾地区政府签署了合同，实则为了削弱这家对中国企业构成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
盟友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正是特朗普政府实施全面关税所带来的后果之一，这非但不会增强美国的影响力，反而削弱了其投射力量的能力。关税将提高国防生产成本，许多终端产品已在美国本土生产，以满足针对特定专业零部件采购的严格法律要求。但由于关税保护允许美国生产商提高售价，这些承包商现在不得不为美国本土生产的钢铁、铝、铜和半导体支付更高的本地价格。
关税还将加大美国本土产业扩张的难度。以造船业为例，由于美国造船成本本就高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全球只有不到1%的船舶在美制造。关税导致该行业投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美国造船厂建造每艘船舶所需的成吨钢铁和铝材成本要比其全球竞争对手高出50%。
美国国防企业要想实现经济可行性，就必须有稳定的客户保障。传统上，美国国防承包商之所以能分摊这些巨额前期成本，是因为美国的联盟体系为其提供了忠实的客户群。2024年，盟友们通过美国政府批准的合同，从美国制造商处采购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武器和国防装备，而这些企业从美国国防部获得的合同金额约为4450亿美元。对于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鲁曼、雷神技术等美国顶级国防承包商而言，国际客户的订单要占到其总销售额的10%至40%。
但这一此前可靠的美国国防产品需求来源如今可能面临风险。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坚称，美国盟友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他的关税公告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号。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及北约盟友已宣布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其中许多国家承诺将部分资金用于采购美国企业的产品，但这些承诺能否全部兑现尚且是一个未知数。
许多国家都有扩大本土国防工业基础的雄心，它们以这些资金将推动本土产业发展为由，向民众大力宣传增加国防开支的举措。此外，美国对它们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也令盟友们看到了其反复无常、奉行交易主义的本质，进而加剧了它们对于过度依赖美国的顾虑。
法国总统马克龙长期倡导购买“欧洲产品”，他呼吁欧盟成员国用法国-意大利联合生产的SAMP/T防空导弹和法国“阵风”战斗机替代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F-35战斗机。丹麦近期斥资90亿美元升级防空系统时选择了欧洲而非美国型号；西班牙取消了用70亿美元预算采购美国F-35战斗机的计划，转而考虑欧洲替代品。欧盟新设立的1760亿美元国防基金，其采购范围仅限于欧洲企业及与欧盟签署正式安全协议的国家企业，美国榜上无名。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誓言要抓住“一代人只有一次”的机遇，将国防投资转向国内就业与产业增长；日本计划通过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扶持本土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和战斗机生产商，同时与欧盟协商签署机密信息共享协议，并建立正式国防对话机制，推动日本企业与欧洲国防供应链对接；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表示希望国防工业成为“韩国未来的增长引擎之一”。
外国民众对美国关税政策的不满也可能导致盟友难以继续大举采购美国国防产品。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1-4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24个受访国家中有15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了8至32个百分点。特朗普宣布关税政策后，加拿大、印度和欧洲相继出现抵制美国商品的活动。面对选民拒绝购买肯塔基波旁威士忌或李维斯牛仔裤的情况，各国政府可能会加大力度寻找“爱国者”、“战斧”导弹、F-35战斗机和“黑鹰”直升机的替代品。
已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正逐渐与其疏远。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已将“实现对美国的独立”列为国防优先事项；印度因面临美国的高额关税暂停了美国武器采购，拒绝满足特朗普要求其放弃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条件；巴西在今年9月份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但与此同时加强了驻北京大使馆的军事代表力量，使其与驻华盛顿大使馆持平。
事实上，全球对特朗普强硬策略的不满已让中国从中受益。一年前，中国还因自身的强制性贸易做法和强硬外交面临全球反弹；但在过去几个月里，由于感受到华盛顿的冷落或忽视，巴西、印度、日本、韩国和欧盟的官员都已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转而修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对美国国防工业而言，当前正是一个尤为危险的时期——可能正失去在全球供应商网络中的优待地位，甚至失去客户。未来战争的形态或将不再以航母、坦克和火炮为主，而是以无人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美国目前既无法在本土足量生产此类装备，也缺乏灵活的采购流程来快速获取。实际上，该国在无人机、机器人和下一代雷达系统的基础材料投入和实体零部件上仍依赖其最主要的对手——中国。在技术层面，美国正陷入一场争夺主导地位的竞争——而这场竞争极有可能会输给中国。
关税提高了生产成本，同时降低了美国产业的投资吸引力，这将使其更难在新型战争形态中复制其在传统战争中的优势。美国国防企业无法简单地将整个供应链迁回本土：即便拥有政府合同，它们也需要国际贸易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利润来维持企业运转；同时，它们还需要获取尖端创新技术，而其中许多技术来自海外。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综合防空系统、网络工具和太空能力领域已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只靠“单打独斗”，美国无法匹敌中国已实现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只有整合日本、韩国及欧洲盟友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为确保美国拥有自卫所需的装备，扩大国内生产极为必要；也有充分理由将对手排除在关键国防供应链之外。但全面关税的实施非但不会让这些目标更容易实现，反而使其难上加难。如果美国政府转向针对性关税，仅聚焦于战略产业和关键投入，就能在不承担非必要成本的前提下，推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发展。此外，通过降低或取消对可信赖国家的关税，将“友岸外包”作为重振关键产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就能从地理多元化、新市场准入和创新产品获取中获益。
美国的补贴政策将是该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市场失灵的行业（如电池行业），补贴尤为重要——中国的补贴已使该国电池制造产能远超全球总需求；在易受操纵的行业（如矿产提炼和加工行业），补贴也举足轻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其能够制造全球短缺，或通过向市场大量倾销来迫使外国企业破产。
美国政府已成功利用补贴吸引到私人投资：近年来，通过向半导体制造商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美国扩大了本土生产能力，这将减少其对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制造业的依赖。今年7月，政府与美国稀土企业MP材料公司签署协议，为美国开采的稀土设定价格下限，该公司则承诺建造一座稀土磁体生产工厂。2028年工厂投产后，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有望降低。
未来的补贴支出应聚焦在启动关键产业生产以及长期培育具有商业可行性的企业。此外，补贴对象不应仅限于美国企业或美国境内的业务。相反，政府应利用补贴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推动关键产业供应商及其来源地区的多元化，二是增加从友好国家获取技术和创新的渠道。
强化关键矿产的国际供应链，首先应努力重振2022年成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该伙伴关系汇聚了10多个美国盟友和伙伴，旨在推动跨境矿产项目——并为其投入真金白银；国会还应通过《关键矿产安全法》，用以指导美国政府与盟友合作开展关键国防投入的开采、提炼、加工和回收工作；同样，美国也应维护与盟友已有的联合武器和国防装备生产协议，如AUKUS，并沿此方向寻求新协议。
向其他国家开放资金支持并不一定要以损害美国企业和承包商利益为代价——其中，外交至关重要。与欧盟签署正式安全协议，将使得美国承包商有资格竞标欧洲新国防基金提供的公共合同；与其他盟友的协议也能带来类似机会；而确保互操作性的技术协议，则能为美国供应商打开大门，使其获得海外军方的维护合同，并为未来的装备升级提供支持。
共同建设美国与盟友的国防工业基础，使其互补而非竞争，不仅能帮助美国及其盟友更好地协调军事行动，还将带来商业收益。美国需要安全的供应链，为此，应鼓励与可信赖国家开展跨境制造，而非实施全面关税——这一举措只会哄抬本土价格、驱离外国伙伴。如若把美国与全球贸易隔离开来，必将导致通胀加剧、创新放缓、增长停滞，最终使美国制造商难以在全球消费者的“争夺赛”中取胜。
这条道路的终点并非真正的安全，而是国力的绝对实力下滑。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安全代价同样严峻：随着外国合同瓦解、海外竞争对手成为更安全的地缘政治选择，美国国防供应商将失去当前的诸多市场优势。美国国防工业的萎缩不仅是经济打击金财配资，更将削弱美国部署和装备世界一流军队的能力。在特朗普政府的一厢情愿下，构建“美国堡垒”似乎是保护国家财富、加强防御的途径；但事实上，摒弃伙伴关系只是其走向“自我削弱”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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